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离开广州，十月定居上海。曾应上海学生之请在各大学演讲。一九二八年主编《语丝》半月刊，并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从一九二九年起，又与柔石等组织朝花社，编译《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出版《朝花周刊》和《朝花旬刊》，同时又印行《艺苑朝华》，介绍苏联和欧洲各国的版画。在这段时间里，他因革命文学与创造社，太阳社展开论争。论争涉及文艺理论上许多问题，促使鲁迅比较系统地读了马克思主义书籍，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又介绍了苏联小说。通过翻译和介绍，鲁迅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与自我教育，如他自己所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注：《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样就更加巩固了他对现实的革命斗争的认识。鲁迅是“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第2册第997页)。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作过深刻的研究，积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生活经历。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原来的知识在科学思想照耀下获得了新的意义，焕发着新的光彩，反过来又深化了他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九三年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一个组织。鲁迅列名发起人，并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左联”在三十年代反文化“围剿”斗争中取得丰硕的战果。这个组织以有鲁迅这样的旗手而大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影响：它团结进步作家，培养文学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击退敌人，树立起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除了“左联”之外，鲁迅还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起的革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反帝反战同盟；对国民党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暴行，多次和进步文化界一起发表宣言，提出抗议。其中著名的如一九三一年向全世界公布了国民党残杀青年作家的真相，一九三三年亲自和宋庆龄等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反对法西斯暴政抗议书，一九三六年又与文艺界同人发表为团结御侮和言论自由的宣言。国民党通缉他，威胁他，禁止他的书籍出版，删改他的文章，但他毫不屈服。在这一时期里，先后编辑了《萌芽》、《前哨》、《十字街头》和《译文》等公开的或者秘密的刊物，并参加了《文学》和《太白》的编辑工作，领导了新兴木刻运动。由于战斗的激烈，迫切的形势需要他立刻起来抗争，他不得不暂时放下久已想写的著作和一度计划过的长篇，而以杂感为武器，在反文化“围剿”中与国民党作短兵相接的鏖战。从一九三年起，他一共写了八本杂感集，一本象杂感一样同是“为现在抗争”(注：《且介亭杂文·序言》)的根据故事和传说而写成的《故事新编》(其中三篇作于一九二七年以前)，这些作品几乎都是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直接的产物，既具有非凡的艺术感染力，又反映了他作为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战士的思想特点。鲁迅确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以蔑视的态度对待一切反动派，他的作品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在最艰苦的生活和最险恶的环境中，不管国民党的天下是“冬夏”还是“春秋”，始终爱憎分明，与敌人顽强作战，为人民勤恳工作，正如他一九三二年在一首《自嘲》诗里说的：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思想在这一时期更为成熟。他的通过创作实践而形成的文艺见解有了比较系统的发展。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他写了大量文章，借此阐明文学艺术上许多根本问题，在充分的论证中渗透着深刻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从他的内容丰富的杂感里可以看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作家，而是具有思想家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处处表现着深刻的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鲁迅的认识在许多方面都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显示了惊人的一致。他和一些共产党人建立了亲密的革命友谊。一九三二年七月，陈赓将军从革命根据地来沪养伤，鲁迅曾与之亲切会见。因为地下党的组织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有一个时期，瞿秋白在鲁迅家里避难，鲁迅把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尊重地相待，经常亲切交谈，并录清人何瓦琴(注：何溱，字方谷，号瓦琴，浙江钱塘人。工金石篆刻，著有《益寿馆吉金图》。这副对联是他集兰亭禊贴的字，请鄞人徐时栋(字定宇，号柳泉，道光丙午举人)书写的，徐时栋极称此联，遂录入所著《烟屿楼笔记》中。鲁迅于1933年2月购得《烟屿楼读书志》十六卷，《烟屿楼笔记》八卷，乃转录这副对联赠给瞿秋白)“集禊贴字”的联句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表现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共同基础上，他们对创作问题、翻译问题、杂感问题、文学史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商榷，先后写成文字，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际动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这些论文里可以看出：鲁迅善于根据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要求创造性地阐述现代文学的任务，说明他对党领导的革命有着透彻的理解，对党的正确路线存在着浑然无间的思想的契合。他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无限崇敬，当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胜利地到达陕西省北部的时候，鲁迅在和茅盾一起发出的贺电里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鲁迅对这一方针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作了认真的思考，表示坚决拥护，并抱着愤怒的心情严正地驳斥了托洛茨基分子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污蔑。在答复他们的信里，鲁迅再一次公开宣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他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了知识分子唯一能走和应走的正确的道路。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于上海。他奋斗终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文学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正当革命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斗争的最前列；正当小资产阶级中一些上层分子纷纷叛离革命的时候，他公开宣告自己忠于共产主义的事业。环境愈险恶，斗争愈坚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鲁迅的一生，表现了中国人民临危不惧、挺身而起的崇高的品质。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作了最确切的评价，毛泽东同志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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